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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洁:北大前校长陆平忆文革
作者:陈洁丨 2012-10-15 丨 来源:光明网

    陆平:1914-2002,吉林长春人。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34年入北京大学,曾参加一二 九运动。后担任晋察军区政治部主任、华北野战军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。解放后历任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局长,铁道部副部长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、校长。文革后任航天部副部长。

    采访手记

    几乎每隔十来分钟,就有电话或来人打断我们的讲述。我没想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老总居然有这么多事,也没想到陆莹在回忆的痛楚和现实的干练之间切换,居然很自如。

    陆莹穿得非常职业化,而且显档次。她快步走向办公桌接电话时,高跟鞋“嘣嘣”地磕,香妃烟色的套装有飘逸之风。坐下来谈话时,她双手交叉搁在膝头,上身很分寸地前倾,侧坐,双腿并拢,或者文雅地架着腿,一切看似漫不经心,其实一丝一毫都符合礼仪。

   但她还是几度“失礼”了,泪流得太多的时候,人会哽咽得说不出话来。她飞快地擦着泪,想继续谈话,但努力失败了。她干脆用面巾纸掩了面,啜泣。我猜,这个力图体现优雅风度的女人本来是想号啕大哭的。

    什么时候都沉默

    我父亲进北大时,北大的右派基本上已经划完了。但当时中央还要加强党的领导,要补划右派。他就是那时候去的,周总理跟他谈,跟他说了两个地方,一个是北大,一个是外交部。他对外交部兴趣不大,因为他的外语已经扔了很多年,那时候中国又封闭,很少跟洋人打交道。他选了北大,当然首先是因为他是北大毕业的。他在北大读书时,主修教育学,副科是语言学。另外,我姑姑一家都是搞教育的,对父亲来说,教育救国的思想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他。

    父亲去了后,要继续反右倾,父亲觉得右派都划完了,还要补右派,很为难。他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表示了这个意思,但当时党内一个高层说:“你要是认为北大没右倾,你就是第一个右倾。”我不能说这人是谁,因为他后来也很遭罪。文革期间有一次,父亲看见厕所的水泥地上,躺着一个人,就是他,打得特别惨。所以父亲坚决不说。文革结束后,父亲带我去看过几个人,其中就有他。文革就是这样,很多人开始的时候左得很,对老干部很厉害。后来自己也被打倒了,很惨。所以文革的事情特别难说。

    因为这个原因,父亲一直沉默了36年,也不准我们写。他总说:“不能写,写了也没法发表。”又说:“让社会和历史去客观评价吧”。“一个人默默来到人世间,仰不愧天,俯不愧人,内不愧心,也就够了。”

    后来是因为批马寅初的事,一个电视剧说父亲和康生一起害马寅初,父亲觉得特别冤,他都已经84岁,还受这不白之冤。这件事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名,当时重点批的是马寅初的团团转,捎带着批他的人口论。父亲在中宣部也说了,马寅初是北大校长、民主人士,让北大党委组织批他不合适。为此他还受到了批评,但到底没有进行全校的批评,只在系里由北大毛泽东思想学习研究会开会批。

    后来李海文约父亲谈文革,他就意外地答应了。一来李海文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,在父亲看来就是组织行为,二来海文父亲是文革前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,文革中被逼自杀了。为了准备这次谈话,父亲用两个月的时间查笔记、列提纲,列了9个大问题,计划每个问题谈一小时。2001年终于谈了第一个问题,因为太刺激,两天后他就住院了,后来再也没计划完成拟定的谈话。他到最后也没有把要说的话说出来。

    父亲晚年私下里说过一句话:“我顶不住。”他真的扛不住,那时候真的很难说话。是全党路线的左,大家都很左,包括我父亲,他有没有左的地方?也有的。你说他当时思想认识有多高,也没多高。有些事情他也许想到,但不可能多深。那个年代的人对毛泽东、对党绝对没有怀疑,“反右是不是反错了?”他不可能这样想。只是从工作上考虑,就是犯愁,学校划了这么多右派,以后怎么开展工作?父亲只是在这个层面上考虑,没有往更深处想。

    八届十中全会上说阶级斗争还要天天讲、时时讲。他心里有点犯嘀咕,共产党都夺取政权了,还要天天讲阶级斗争吗?但是我很难说父亲的嗅觉敏锐。1964年春节茶话会,毛泽东请了16人,其他都是高层,级别低一点的就蒋南翔和我父亲。一个清华一个北大,“学制要缩短(那时大学学制有的5年有的6年),教育要革命”,教育方面左的东西,都是从这次座谈会开始的。“瓦特没上过大学也发明了电灯”就是那次讲话时说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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